理論—小說與法醫建築的虛構政治學 從許哲瑜「災變論」說起
2023年10月7日的早上6:30，哈瑪斯宣佈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從加薩走廊向以色列發射了超過5,000枚火箭彈。1,195名以色列人和外國公民在10月7日的襲擊中遇害，200多名以色列平民和戰俘被劫持至加薩作為人質。以色列隨即發動反擊，空襲加薩走廊，並向哈瑪斯宣戰。此後一年多來，加薩的死傷畫面成為西方媒體影像常態。同樣的時間區間內，許哲瑜正於荷蘭皇家視覺藝術學院駐村，並與共同創作者陳琬尹發展計畫作品「災變論」。此作呼應了思想家尼克．蘭德（Nick Land）在暗黑啟蒙學中提出的技術加速主義對人類文明的逆向衝擊；而在這個展覽中，不僅是同時性的世界景觀，也是藝術家許哲瑜回看自己展覽史及其面對當代技術化戰爭下的悲亡現象。
「災變論：許哲瑜個展」展場一隅。（攝影／汪正翔，洪建全基金會提供）
在洪建全基金會的展場中，這次的「災變論—許哲瑜個展」由多頻道錄像組成，冷調色溫的影像在黑盒子中營造出法醫建築的冷峻氛圍。展覽入口擺放著單腿、單手雕塑，其截斷的身體形態與螢幕中播放的兒童傳遞單腿掃描動畫形成互文呼應。右手方向的牆面則投射著兒童身體的3D掃描影像，白色石膏般的數位材質讓人聯想到古典雕塑與當代法醫學的奇異結合。這些實體物件在空間中成為暗黑啟蒙學的物質索引，與虛構敘事呼應，引領觀者逐漸沉浸於駱以軍《匡超人》與尼克．蘭德災變論的敘事結構。
展場中的單腿雕塑意象，與許哲瑜過往作品《副本人》存在著深層的互文關係。《副本人》中對身體殘缺與數位重建的探討，在此透過單腿影像的反覆出現得到延續和深化。當兒童傳遞的單腿在螢幕中以掃描動畫的形式呈現時，地面的單腿雕塑彷彿成為了數位身體在物理空間中的「副本」，暗示著藝術家對於身體、技術與死亡之間關係的持續思考。
右手邊的錄像，可直接與許哲瑜的《編號314》相比。《編號314》來源於許哲瑜的家庭記憶，藝術家的奶奶曾經就職於實驗室，有時被帶回家的實驗動物成為他父親的童年中進行模仿實驗的對象。作品中，木偶表演者手持一隻試驗兔的軀體。《編號314》的真實布幕，在今天的3D掃描作品中，成為顯現藝術風格的延續。布作為一種基本物質媒介，具有包裹、覆蓋、保護與隱藏的多重功能。在許哲瑜的作品中，「布」不僅是物質存在，更是一種象徵符號，代表著記憶的薄膜、歷史的疊加層與現實的掩蓋物。這種平面性並非技術上的限制，而是藝術家有意識的美學選擇，通過刻意強調某些二維特性，在錄像中觀眾可以察覺兒童被覆蓋時刻意塑造的不妥與異狀。
「災變論：許哲瑜個展」展場一隅。（攝影／汪正翔，洪建全基金會提供）
獨立學者和策展人希瓦．巴拉基（Shiva Balaghi）曾提過這種「邊界對象」的故障特質。一般來說故障可作為「系統固有的功能障礙或有意的、美學的『後程序流程』」。在法醫建築中，這種藝術家也能產生與現實物理經驗不同的狀況，在許哲瑜的作品中值得留意。或用凱倫．巴拉德（Karen Barad）的話來說，虛擬的不確定性本質上是非人的，正是透過這種不確定性，我們才能發展出倫理學。同時在展覽中體現的，是藝術家對自身創作歷程的批判性回顧。許哲瑜透過《匡超人》中虛構與死亡驅力的辯證關係，重新審視其過往《麥克風試音：致信黃國峻》等作品中的弔唁美學。當藝術家在訪談中提及「透過駱以軍的匡超人討論虛構與死亡驅力的關係」時，這一深刻的自我反思轉變成作品擾動法醫建築真實性結構的核心元素。這些死亡圖像的記憶敲擊，與許哲瑜「麥克風試音：致信黃國峻」中的關注，從臺灣文學中的死亡書寫擴大至對於世界性災難的思考。透過3D掃描、動態捕捉與虛擬實境的混合媒材，藝術家提出了一種可能的新問題──臺灣文學的五年級世代是否也有著其思潮上的意義，展覽中並無直接答案。
「災變論」中對蘭德暗黑啟蒙學的回應，是藝術家對當前技術政治現象的直接反應。過去蘭德透過CCRU（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的理論實踐，將技術、資本主義與死亡驅力視為反人道主義的加速力量，重新審視啟蒙理性的暗黑面向。蘭德在《暗黑啟蒙：反動、新反動與加速主義》（The Dark Enlightenment – Imperium Press）中指出，現代民主制度作為一種理性幻象，可能成為當代技術加速的障礙。1990年代至今持續進行的加速主義計畫繼承了尼采式「反人道主義」的批判想像，以技術決定論與資本流動體現文明逆轉。《暗黑啟蒙》描繪現代技術變身為「反啟蒙的夥伴」，解構被民主制度和人道主義控制的理性秩序，某種程度上復活了技術專制的「效率」。蘭德晚期思想的爭議性以及與美國暗黑啟蒙的親緣性，構成了許哲瑜以法醫建築描述災變之外的批判對象。
尼克．蘭德所著《暗黑啟蒙：反動、新反動與加速主義》（The Dark Enlightenment: Reaction, Neoreaction and Accelerationism，Imperium Press，2022）。（Public Domain）
《暗黑啟蒙》的反民主論述一度映照至《許哲瑜：災變論》的兒童身體模型。那些技術痕跡可說是加速主義文明的殘影。而在許哲瑜與陳琬尹手下，這種多重理論引用的方式清晰可見，只不過藝術家更有意識地點燃反人道主義、反民主的美學企圖。過去在展覽「麥克風試音：致信黃國峻」中，死亡影像無獨有偶地以虛構文學的形式出現。而在這一次展出於洪建全基金會的「災變論」中，觀看許哲瑜與陳琬尹的作品，不妨讓我們以暗黑啟蒙學美學切入，看待藝術家援引加速主義理論、巴勒斯坦兒童影像、技術決定論、虛構敘事與死亡驅力，創造出一種當代的反人道主義語言。這種手法既折射了蘭德傳統，又以當代藝術的視角進行了批判性重構。
駱以軍《匡超人》的脈絡可以追溯得更遠。在當代臺灣文學脈絡中，這個小說的虛構敘事原型來自於過去黃國峻等1990年代作家將「死亡書寫」視覺元素引入文學創作的嘗試。1990年代黃國峻為《麥克風試音》製作的死亡散文，描繪了自殺意念和生命終結的「荒謬」景觀，打破了傳統寫實文學的邊界，將死亡平面分解成可自由配置的虛構片段。這種臺灣文學技術的革新，與許哲瑜近期的法醫學美學奠定了虛構基礎。「災變論」中的兒童身體模型與3D掃描的數位重建，在形式上與「麥克風試音」的死亡書寫相通，有其虛構的共同面貌。將真實平面分解為多重虛構，更與「災變論」情節中撕開法醫學影像、開始技術化的死亡表演顯示出其系譜關係。
《匡超人》是駱以軍對古典文學《儒林外史》的當代重寫，核心主題圍繞虛構與現實的辯證關係。故事講述一位當代作家試圖透過虛構敘事來處理歷史創傷與個人記憶，多年後發現虛構本身成為了理解現實的唯一方式。在「災變論」的展覽中，蘭德則代表另一種虛構的面向。蘭德不僅藉由CCRU提出其暗黑啟蒙概念，CCRU也推展理論—小說的概念，在思想語言中揉雜虛構語言。蘭德提出的「超虛構」（hyperstition）意指「自我實現預言的實驗性（技術）科學」─來操作現實本身。在此，許哲瑜也透過駱以軍與黃國峻的關係將此理論－小說拓印進了臺灣文學史。
許哲瑜，《廢墟中的孩童》，2024。（藝術家提供）
另外在蘭德同屬的CCRU，近幾年有湯瑪斯．莫伊尼漢（Thomas Moynihan）的《脊椎災變論》出版。作為一個「惡魔般的『理論虛構』騙術師」，莫伊尼漢使用「世界內引用」的手法，創造出虛構學者「Professor Barker」及其偽造論文。該書「從精神分析和神話到地質學和神經解剖學，從生物分析到時間病理學」的跨領域漫遊，延續蘭德的嘗試。莫伊尼漢的脊椎災變論採取了更為激進的虛構策略：它不僅混合理論與敘事，更是對整個知識生產體系的虛構化改寫。書中提出的核心命題─「如果人類形態、直立姿勢和語言可能性是自然史的偶然分枝，那麼精神疾病最終是脊椎的痛苦，脊椎本身是生物發生創傷的縮放模型」─實際上是一種理論虛構的宣言。它將人類直立行走的進化史重新敘述為一部宇宙創傷的編年史，「脊椎被視為美學媒體對象，如同藝術一樣，脊椎捕捉了享樂」。
法醫建築往往「產生後人類證詞，從而重新概念化政治與美學之間的聯繫」，它「將物質性作為認識論範疇置於前景，創造了理解國家暴力變遷的後人類框架」。這裡不再是莫伊尼漢式的知識考古學幻想，而是對當代監控技術和數位重建方法的批判性挪用。誠如先前我對於「布」—「數位表面」以及虛擬的不確定性乃至倫理再探的可能所述。許哲瑜的作品「超越單純的記錄或重建─通過調查記憶如何被建構和呈現，他回到起點，干預和解剖媒體與人類感知之間的糾纏關係」。這種干預策略正是虛構傳統在當代語境下的演化：它不再滿足於文本內部的虛構實驗，而是將虛構技術直接投入到政治現實的重新組織中，並試圖產生改變。
藝術家許哲瑜。（藝術家提供）
正如我過去在許哲瑜的展覽評論中所指出的：「任何語言上產生魔力的效果卻都來自於死亡經驗的不共享、但語言層次上卻看似是共享的弔詭。」許哲瑜在回顧其過往「麥克風試音：致信黃國峻」系列時，透過駱以軍《匡超人》的虛構理論重新審視自己對法醫建築的運用，並在作品的錄像層次，雙重地回應臺灣文學的系譜與理論—小說以超虛構來操作現實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從蘭德或莫伊尼的《脊椎災變論》與「災變論」展覽，都共同指向了一個關鍵問題：在數位技術重新定義真實與虛構邊界的當代，理論—小說的批判潛力是否在於它能夠揭露並重新配置這些邊界的政治性質？答案或許就在這些作品所創造的「災變」美學─一種同時包含毀滅與重生、終結與開始的虛構政治學。
許哲瑜與陳琬尹透過3D掃描和虛擬實境技術，對巴勒斯坦兒童影像進行數位重建，這不僅是藝術歷程上技術層面的創新，更是對傳統人道主義敘事框架的根本性挑戰。《災變論》中的數位身體正體現了這種「技術奇點」的三重特性：接受災難兒童的原始形式、賦予其新的數位存在模式，並透過批判性重構摧毀傳統人道主義的敘事框架。這種技術介入使得災難不再是偶發事件，而是具有加速性質的系譜提問。
在虛構與真實、技術與死亡的多重辯證關係之間，《災變論》的多頻道影像裝置，透過數位重建結合虛構敘事，不僅回響了早期法醫建築美學，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種新的災變詮釋模式。這種模式拒絕尋求傳統的救贖，轉而探索《災變論》如何成為一台「死亡的機器」，在虛構性製作中承載著對當代數位災變的深層思考。是否只有蘭德所描繪的技術未來一途？我們是否也能將近日美國的政治變化算入考量？我們如何透過超虛構過程產生真實效果，而不僅僅停留在美學層面，這也是我們自己的文化問題。
許哲瑜，《幻術遊戲》，2024。（藝術家提供）
註 「非以人類視角去討論戰爭或災難」為《災變論》核心理念。理念背後的暗黑啟蒙學與加速主義背景，與尼克．蘭德對現代民主制度的批判，以及當代數位技術如何重新塑造反人道主義政治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