頁一                                                      日期：二〇一七年   八月十日

觀展隨筆
朱駿騰在「覓空間」的個展《八月十五》

朱駿騰在新竹某個安養院擔任義工時，將他平日接觸與訪視的病患入鏡，四位分別是無法言語的精神分裂者、腦傷者、中風者與阿茲海默症者，並擺設一件監視畫面的錄像：一名至今尚未尋獲院內的失蹤老人，徒留的最後身影，時間標記“2016年8月15日”。是否這些患者—或病本身—淪為作品意義的材料？

病，把它體會成美學或形而上學的賜予，像是給人慰藉或自我安慰，即令是機率導致的不幸，背後總有個意義來擔保，因為我們希望事情畢竟有個解釋。但如果不是這樣，譬如說，那全然是毫無緣由的詛咒，荒謬，襲擊在某人身上的病，它的毫無意義只在於純粹是機率，終究會有人碰到——甚至連這個機率也不代表你替他人承擔了什麼的犧牲，純粹是你的活該！

朱駿騰對此是謹慎的，一方面，他跟病患與家屬有長期相處的經歷，另一方面跟社福團體合作，邀請觀眾參與他規劃現實生活中的協尋計畫。

兼顧作品與社工，既是藝術跨入社會實踐的訴求，但又有它的作品範疇，不過朱駿騰並沒有混淆它們，把社工直接當成作品看。但不可否認，朱駿騰的社工不是尋常的勞務，而是被組織在藝術活動當中，成了一種特定的活動，也就是說，它是發生在藝術這種特定的時空脈絡之中。社工，在此不純然是社會功能，而是變成藝術修辭了，是藝術能藉它構成什麼意義的一種活動。

然而，若把社工直接當成藝術看？例如Rebecca Gomperts主持的活動Women on Waves(從2001年到2008年)就是這樣。這是一艘船，載著一群由醫護專家及社運人士所組成的團隊，航行到把墮胎視為違法的國家外海，為人民提供避孕方法、懷孕檢測、性病知識與開立墮胎藥處方籤。結束海上航行後，這艘船在國際展覽中展出。Women on Waves的活動本身其實跟藝術無關，然而，是藝術脈絡、機制或體制在決定它的藝術意義，包括此計劃的部份資金是來自藝術圈的蒙德里安基金會。

說到語言，我們通常想到的是作品本身，譬如說作品的形式語言、造型語言或語彙等等，但語言作為一種有組織、有意義的記號體系，不是只有前者那樣，凡是與屬於制度(體制)或機構的東西，無論是眼前可見或隱身背後，是物質還是思想學術層面，它們的運作更是語言的表現。例如Christian Jankowski的Telemistica(神祕視頻，1999)，算命也可變成藝術，邵樂人的《騷莎舞蹈教室》(Salsa Lesson，2010)，黃慧妍的《藝術業團結工會主辦—中醫義診》——當然，這不是直接擺攤就成事了，都是需要前面提到的那種語言的佈署。至於要如何評價，是要看作品形式本身，還是看跨人文學科的（左右兩派都是）、藝術機構的語言操作，還是兩者都看，其間的縱衡關係又是如何？暫且不討論。

看朱駿騰的《八月十五》，讓人想到這種機制語言在當代世界的主導力量，當然，大眾喜歡聽作者自述，看作品的形式語言，甚至是他將病轉化成藝術意義，一種已不再是病體的，而是生命基底的普遍存在意義，例如在錄像中有一件是他模擬阿茲海默症者的恍神遊盪，但機制語言比起朱駿騰在創作中所談到的「時間，失去，再次遊走」的哲理還來得關鍵。不過話說回來，朱駿騰在《八月十五》所揭示的失智者的失蹤，在在讓人想到謝德慶的藝術創作《十三年計畫》（1986-1999），是他在十三年之間的神祕失蹤，說是做藝術而不發表，千禧年的第一天，他發表此計畫的同時宣布停止創作。說實在，就人的失訊而言，特別是失智者，前者給後者的知性以一種致命反差的苦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