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消費社會的常規運作體系中，所有食品都會有一個標示明確的有效日期。一方面，這種時限象徵著國家機構的治理力量，依據民生考量所築起的食品衛生安全防線，此一防線決定了食材從消費商品到過期品的身份轉換。另一方面，人們也依據這種時間邏輯所形成的種種律法、共識、消費觀感，乃至於道德意識，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價值階序與消費文化。作為我們當前生活不可或缺的現代性準則，所謂的「商品保存期限」既指向那些嚴格遵守其律法的常規活動（如每日下架未售完食物，以彰顯某種品牌價值的商業措施），同時也指向那些被推擠到檯面下的違法勾當（如竄改標籤日期，重複販售過期商品的黑心食品商）。但除此之外，它還可以牽引出什麼樣的文化行動策略？激發出什麼樣的殊異觀察與思考剖面？這些問題其實正是當代藝術能夠進場的切入點，同時，也是李明學此次在覓空間個展所發表的《邊界計畫》的核心主旨之一。

就操作方法而言，《邊界計畫》的概念極為簡潔，但執行上卻頗需要毅力，藝術家選擇將「保存有效日期」與「展覽結束日期」等同起來；他與他所召集的調查團隊耗費半年多的時間在各大超商與大型量販店，蒐羅同樣標示於2018年8月11日到期的各式食品、日用品，為其一一建檔、拍攝商品型錄，並且擺置在展場的地面上。最後，於展期結束當天舉辦「811今日特餐」的活動，以創意料理的方式，與50位報名的參與民眾一起將這些屆臨有效期限的「即期品」食用完畢。

因此，8月11日既是這些被藝術家井然有序地擺放在展場裡的日用品「仍具消費價值∕已毫無價值」的時限臨界點，同時，也是它們作為仍具藝術作品位階的現成物，最終「降格」回一般日常事物的臨界點。在此，我刻意用「降格」（degradation）一詞，並非為了再次鞏固一種藝術作品與日常事物之間不可翻轉、跨越的價值階序，而是為了呼應這檔展覽所能喚起的邊界思考：在我們習以為常的消費社會內在邏輯裡，保存期限表面上代表一個從「保值」到「價值劣化」（degrading），看似絕不可逆的過程，但它同時也是一種基於管理效率、便利及安全性考量，對於人們生活模式暨購物習慣的集體性制約。我們其實不難理解，如果是基於不浪費食物的理由，介於即期品與過期品之間的食物多半存在尚可使用的灰色地帶，只是這灰色地帶並不見容於一般的超商、餐廳或旅館等公領域的場所，而只能作為訴諸食物外觀之直觀判斷的個人行徑，徹底壓制到私領域的討論空間裡。而現在，藝術實踐反倒有機會在越界的邊緣另闢蹊徑，以截然不同的價值交換系統介入種種關於「物」的當代散佈、配置與耗費的價值觀反思，並且稍稍鬆動人們對於生產關係趨於僵化、不假思索的界定與認知。

初步觀之，《邊界計畫》所特意內置的時間邏輯，確實是為了引出一系列關於現成物以及藝術作品之身份認定的課題，包括藝術家刻意並置有效日期與展覽日期所明示的「日用品—作品」的曖昧狀態；那本同時可視為商品型錄與展覽畫冊，集結了所有物品檔案照的厚重書籍；乃至於既能令人聯想到普渡供桌、大賣場商品之堆放方式，但同時宛如色票一般依食品包裝色彩漸層鋪排的展呈形式，這些細節無一不是在彰顯一種可來回切換的辯證性觀看，以及將日常消費經驗與藝術經驗相互摺疊的基本意圖。

不過，這種擺盪在藝術作品與日常事物的身份邊界之間的辯證性思考，以及牽涉到「物」在藝術場域內外之挪移的靈光拓樸學思考[1]，其實已不是什麼新穎的課題。且早在上個世紀的60年代，就有諸多藝術創作不斷模糊、穿越於藝術與非藝術之間的疆界。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對《邊界計畫》的討論僅僅聚焦於藝術作品的身份認定問題，徘徊在丹托（Arthur Danto）式的藝術賦權（enfranchisement）概念裡走出不來，或者不停在分析哲學取徑的藝術本體論問題上打轉，那麼，這樣的討論不僅無法將當前創作實踐所蘊含的藝術作品觀拓展得更寬更廣，還會是對於歷史前衛主義以降，及至新前衛、普普藝術、觀念藝術等思想脈絡的理論複頌而已。

所以，《邊界計畫》真正值得思量的地方何在？我認為，相較於單純的「物」的身份轉換與辯證課題，「人與物的關係」（情感的、記憶的、集體的…）更為關鍵，但同時也更為幽微而不易言詮。乍看之下，李明學的展呈形式會令人聯想到沈昭良《STAGE》系列的肖像拍攝格式，又或者姚瑞中在「海市蜃樓」計畫或《巨神連線》系列中大量運用的陣列式呈現手法。但無論是拍攝舞台車上的迷濛圖樣，還是某縣市的荒廢蚊子館或巨大塑像，這兩種檔案意識都旨在呈現某個觀眾知曉但相對陌生，或者從未正眼觀視的事物。因此，當影像累積到一定的數量，重點便不再是個別拍攝對象的細節，而是一種必須透過「綜覽式的觀看」，意即從更為宏觀的審視尺度才能夠加以把握的文化景觀，因為唯有穿越個別的「殊相」，才可能進入這種宏觀檔案陳列學所欲挖掘的深層結構問題。

但《邊界計畫》的重心與上述兩者截然不同。李明學與其調查團隊所大量蒐羅的食品，雖然也可以宏觀呈現出一種關於「物」的當代消費景致，且確實如同Andrea Gursky著名的超級市場攝影，這裡頭蘊含著一種展示消費社會奇觀的潛能。但如前所述，《邊界計畫》真正撥撩的是一種「人與物的關係」，因為在這些繽紛多彩的食品包裝中，總是會有那麼兩至三件物品足以激起觀眾的日常消費經驗，無論那是平日嗜吃的零食小點，還是某個過去難以忘懷的特殊口味商品。換言之，相較於宏觀檔案陳列學著重陌生事物的端正凝視，《邊界計畫》誘引的卻多半是人們再熟悉不過的飲食記憶；甚至，某些歷久不衰、多年不變的長銷食品包裝還能喚起特定的時代感悟，揭示出商品的壽命其實也與人們的生命經驗交織在一起。就此而言，《邊界計畫》真正有意思的地方，與其說是東亞消費社會的綜覽式圖景，不如說是一種極其重視個別品項之細節，並且與每一位觀者之記憶緊密聯動的「普魯斯特瞬間」（proustian moment），意即，經由味覺或嗅覺而觸發之鮮明記憶的感性時刻，儘管它們未必能訴諸於言語。

 

正是在這種個別消費經驗所連結的文化記憶中，一切關於「物」的思考才有辦法真正錨定其意義。原本，思索人類社會如何不停地消耗大量物資、同時亦生產大量商品以維繫龐大的資本流通結構之運作，很容易陷入空泛而抽象的大栽問。但《邊界計畫》的展呈，無疑令這問題變得極其可感而具體。舉例來說，有別於一般商品型錄多半採取高亮底圖襯托食材的美味新鮮，李明學刻意以一貫的黑色背景來呈現所有商品，點出它們時時刻刻步向消亡（超過保存期限）的終極命運。此外，在展場後方的錄像作品中，他讓食品包裝的影像快速閃現，旋即又消失，即生即滅的畫面也暗示觀眾保存期限遠遠不只8月11日這一天。而在食品衛生管理的時間邏輯下，又有多少食物從未被拆封就已經過期，面臨必須丟棄、銷毀的終局？

展覽真正巧妙的設計是最終必須物盡其用的創意料理餐會。藝術家選擇在這一天才恢復展出現成物∕商品的使用價值，將之烹煮並食用，無疑迫近了某個可能會引發，但實際上並未發生的道德危機。意即，就台灣社會普遍偏重實用性與功利取向的民情而言，假使這檔展覽選擇將所有食品靜置到過期後直接丟棄，「浪費食物」的輿論責難恐怕是可以想見的。但撇開資源浪費與否的解讀角度，這種基於「惜物」信念的批評其實也隱含了一種「日常事物之價值不應比藝術作品低下」的價值階序；或至少，不該以藝術世界常見的純粹耗費邏輯、去功能化∕去脈絡化的舊式操作策略任意為之。就此而言，這檔展覽與藝術家的創作實踐不過都是個引子，其目的主要是為了邀請人們再一次審視人與物之間的合理關係。

不過必須強調的是，儘管這裡可能蘊含了某種實踐倫理觀點，藝術的可貴之處依然在於它從來不是粗淺扁平的批判、教說或控訴，而是多條意義軸線的牽引，以及與不同價值信念的來回對辯。李明學的《邊界計畫》即是以此基本態度，重新擴充了人們在購物場所中的消費行為所能具備的文化意涵。無論是否冠以藝術之名，這樣的實踐計畫都引領其參與者和觀者，佇立在真正的思想邊界上。 

 

[1] Boris Groys, “Art in the Age of Biopolitics: From Artwork to Art Documentation,” from the Catalogue to Documenta 11 (Ostfildern-Ruit: Hatje Cantz, 2002), pp 108-114.。中文版見：葛羅伊斯，王聖智譯，〈生命政治學時代的藝術：從藝術作品到藝術文獻〉，《藝外》37期（2012.10），頁4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