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歷史、政治、經濟乃至文化，都是各具主體性的大命題，同時也環環相扣地相互影響著。當不同時空的事件交疊，在我們的經驗中往往只會得到所謂的主流結論。藝術家許家維在北師美術館所發表的《熊貓、鹿、馬來貘與東印度公司-許家維個展》，則是將種種事件及現象，從我們習以為常的「詮釋框架」中重新詮釋。跨越習以為常的狀態，再再對「事件們」進行了探究、梳理、連結與組構。以視覺藝術的呈現，為大眾提供對於文史思考脈絡的有趣可能性。

長期以來，許家維連結各種少被討論的視點，關心著多樣的命題。由每次的創作過程裡，獲得繼續研究的啟發。如在2008年作品「和平島故事」中，許家維從日治時期的造船廠出發，討論在其背景下的社會現象。而在2014年許家維在新聞中發現，中研院的考古團隊在和平島發現了1642年的「北荷蘭城」遺址，甚至發現北荷蘭城就位於和平島故事場景的同一地點。由此開啟了一系列關於「東印度公司」的研究與創作，一步步地對於17世紀台灣週邊區域的密切貿易活動展開了新的敘事。

《 熊貓、鹿、馬來貘與東印度公司 》由三件不同動物作為切入的主題，作品《黑與白-馬來貘》聚焦於二戰之前，亞洲各區域被侵略的一個縮影。當時懷抱歐洲本位思維的海上強權，將已經具備文化主體性的亞洲認知為未開化的「新世界」。這樣的態度不單關乎商業，也同時反映在文化霸權上，讓藝術成為了各種學科的紀錄輔助。藝術家們繪製了大量的動植物作為百科全書中的插畫。讓歐洲人持續用俯瞰的態度「為新發現的事物命名」。

在英國殖民新加坡的過程裡，兩位前後任總督William Farquhar和Thomas Stamford Raffles兩人為了誰先「發現」馬來貘，而展開了對於「詮釋權」的爭奪。許家維以嚴謹的考查，呈現出這一類政敵間的紛爭，從政治延伸到了自然、歷史，科學等等領域的現象。將時空交織的堆疊手法，反映出了當時殖民政治時代的掠奪者思維、甚至人性。更反襯出了外來強權對於（和馬來貘共同生活千百年的）原住民的偏頗態度。

作品《黑與白-熊貓》則是從西元七世紀中國武則天時期（690-705）開始，延續討論至戰後、冷戰時期乃至當代的種種「熊貓外交」及其附帶效應。尤其從歐洲各國向中國租借活體熊貓，到台灣以「比照引進珍稀中藥材模式」引進這個物種。在這些故事的背後，每一個案例都有著多方濃厚的政治因素和目的。透過此作，許家維一方面將人類的荒謬呈現出來，一方面同時藉由這個可愛的動物，側寫著國際社會之間各國立場轉折的深層脈絡。

許家維將日本喜劇表演：漫才（まんざい ^Manzai）的形式溶入了《黑與白-熊貓》的敘事之中，側寫著熊貓外交在世界各地掀起的浪潮與背後的原因。以熊貓這個物種被強烈符號化的圖象意義，探討關於數位傳播、生物界限、歷史政治、虛擬與現實和開放性思維等的種種議題。也透過設想熊貓的視角，看待關於自身種族的各種事件。將長期累積且錯綜複雜的國際政經情勢，進行了一種幽默與嚴肅並存的側寫。

藝術家許家維在本展發表的新作《武士與鹿》，以更加細膩的思維及技術，提供觀眾們在慣性認知之外，對於文史不一樣的理解方式。此作從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太地區所進行的鹿皮貿易出發，探討著供給端（台灣與柬埔寨）、需求端（日本）和海上貿易等等看似互不相關，卻在同一個歷史脈絡中相互牽動的真實事件。

《武士與鹿》這件作品的起始點，源於日本17世紀戰國時代，武士鎧甲在製作上對於鹿皮的需求。讓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在東亞確立了航線後，首先以台灣的鹿皮作為交換日本白銀的貨物。而在台灣的鹿皮產量降低後，轉而將取得貨源的眼光轉向了柬埔寨。綜觀歷史，歐洲海權國家進入亞洲，往往將展示優勢武力做為籌碼。在對於資源的掠奪過程中，當地政權和外來者雙方發生了「柬荷大戰」(1663)。這場戰事的最終，柬埔寨以國王封鎖湄公河兩端的戰略獲得勝利，算是少數原居民戰勝侵略者的案例。

然而無論是雙方孰勝孰敗，類似柬荷大戰的故事在大航海時代並不少見。17世紀時的東亞海域曾經同時有上萬艘各國商船穿梭其中，而位於航線中央的台灣周邊，自然也成為了保有最多沈船的區域。近年來隨著技術的發展，人們在水下考古的中取得了許多珍貴的史料。當中能夠被解讀的資訊，也成為了近年歷史學者們重要的參考。當時一系列關於海權時代的歷史事件，從歐洲到亞洲互為因果。《武士與鹿》則是將各地區看似個體的事件串聯起來，形成了一份海權時代裡世界局勢的縮影。

以電影從業背景進行藝術創作的許家維，運用四個視窗的投影組成這件作品，串聯了日本「武士文化」的傳承和意義、柬埔寨動物園中「鹿的復育」現況、柬荷大戰中「湄公運河」現在的砂石貿易和台灣周邊海域的「水下考古」。透過鹿皮貿易檢視當時的海路上綿密的「物聯網」，這個當代國際貿易架構的雛型。

許家維在此作的鋪陳上，將網路、搜尋引擎、超連結等等概念邏輯，與三百多年前的物聯網相互映襯。統合了多層次的研究，再以作品題目作為「搜尋關鍵字」的概念進行搜尋，對於《武士與鹿》這件事情的詮釋框架做出了有別以往的整體敘述。讓觀眾們在面對歷史文化的時候，不再局限於（某一國的）教育論述。而是能夠以更宏觀也更細膩的方式。去觀看這些被銜接在一個整體脈絡中的整體概念。

《熊貓、鹿、馬來貘與東印度公司》中所展示的三件作品，對於不同播放/投影的裝置本身也做出了有趣的嘗試。有別於一般暗房式的電影院空間，許家維運用了類似廣告牆、手機直立螢幕、電腦視窗連結等等的當代影像傳播的形式在作品上。多重視窗之間的切換、點選、放大縮小，位置移動等等呈現，也大大地增加了展場布置和作品本身的可看性。並且進一步地透過在硬體上反轉視覺慣性，再一次對於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框架進行了反思。

對於藝術家許家維而言，影像本身即具備了「講故事的能力」。動態影像的作品相較靜態藝術，具備了更加多元的敘事可能。但許家維並非是以劇情片的範疇在定位自身創作，而是更加著重於「影像製作背後的行動」。作品製作的過程裡，溝通協調等等的項目都具備了其意義，藝術創作時的態度也必然會蘊藏於作品之中。當一群不同背景、立場、職位的人組成了工作社群（多數為拍攝當地招募的成員），共同為一個目標展開激盪，所發生的行動也是作品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一位藝術家除了在核心創作團隊的努力之外，同時也需要由許許多多懷抱理想的人們共同支持，才能完成一件好作品、一檔好展覽。《 熊貓、鹿、馬來貘與東印度公司 》的策展執行亦是一次多方合作、將不同的資源做出完善統合的藝文案例。從財團法人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與其下覓計畫銅鐘藝術賞的資助、到簡靜惠女士與尊彩藝術中心的強力支援，成果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北師美術館展間中做出完整呈現。走進北師美術館的展間，可以感受到各方的用心。展監所呈現的三件作品都具備豐富的內容和有趣的形式，是一檔相當相當值得細細體會的優質展覽。相信無論是何種背景的觀眾，走進展間都會有所收穫。